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已逾百年。在新时代学术视野下，回顾与分析中国文论话语，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嬗变，继续推动中国本土文学理论话语建设，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重要工作。6月30日至7月2日，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分析”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建言献策。

关注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特征

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征，中国文论应在新时代致力于展现中西文化的深度结合，拓展自身的学术视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表示，研究中国文论的新型话语构型，是文艺学在新时代进行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需要通过聚焦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状况分析，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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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美学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过程，文论体系关系受到语词分析和课程教学的两方面驱动，‘话语’乃是其中的关键。”在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高建平看来，中国的文论体系有其自身的发展面向，例如，现当代文论的独立离不开文本内容以及批评实践，同时作为学科而建立起来的中国文论本身是一个现代现象，因此它拥有着丰富的古代资源。“中国文论体系的完善关系到当下的理论实践，多方面吸收我们所能获取的资源从而彰显理论的现代性，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由此，梳理外国理论话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厘清中国文论话语的关键概念显得尤为重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规追溯了术语“Poesie”的历史含义，对于德国早期浪漫派来说，“Poesie”并非学界通行多年的“诗”，而是指“文学”，亦可引申为“诗意”和“诗性”。尽量还原关键概念的本来面目，有助于为思想史上的关键术语进行纠偏，使问题的讨论尽可能地聚焦于共同的基点，从而使文学理论的研究能够真正切中肯綮。

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生成性活动，有其历史性；同时文艺批评有其明确的实践指向，又有其功能性。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教授王德胜认为，文艺批评深层的本体规定性要求它基于主体批评实践的前提下，在内置建构意图的情境性展开中形成其“批评的理性”。这是文艺批评的本体问题，“批评的理性”在文艺作品价值重构的同时决定了文艺批评的意图化存在及其实现。

强化中国现实主义学理关切

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论始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变化需得到更加切实的理论关注。

相比于古代文论取得的成就，目前现当代文论在创造自身独特的理论话语方面并不令人满意。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蒋述卓梳理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区分了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并以莫言的新作《鳄鱼》为例，提出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真”“幻”思想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影响深远，因此梳理现实主义的本土化不能忽视中国本土的现实主义因子。

在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坤看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的现实主义写作已经与过去不同，“复习过去”的“心灵复习”已经不再是当前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主流。相应地，我们的现实主义文论也应该随之作出调整，研究其中对当下和未来进行沉思的崭新关切。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日，“生态”无疑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相占表示，即便从术语的起源上来讲，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都比较早地产生自西方，但在对两个领域的联系与研究上，中国取得的成果则最为卓著。中国生态批评话语的形成得益于中国本土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良性互动，体现了中国当代理论话语对世界生态批评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是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段吉方认为，尽管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彼此交汇所形成的理论潮流在当前影响重大，但客观而言，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仍未真正形成。在他看来，中国语境化之下的大众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情感资源与理论张力，因此中国的文化研究完全有希望发展成为不同于西方文化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

提升中国文论古今之变影响力

中国古典文论对中国文论学科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即使是现在常用的“关键词”与“范式”等术语，在古典文论中也有其源头。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建中认为，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知识学谱系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思维和研究的范式。即使没有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一书的译介，中国传统的训诂方法本就是一种关键词研究方法。这种范式之中也包括关键词研究的主体（何人）、语境（于何）、方式（如何）、观念（为何）等详细法门，体现了古典文论中关键词研究范式的科学性。

同样，一些关键概念也贯穿了古代、现代、当代与西方文论，对其进行知识史式的正本清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姚爱斌提出，“文体”除了表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外，同时又有了对应于西方“style”一词的语言层面上的含义。而进一步，当经历过白话文草创阶段后，“文体”又有了体现作者个人风格的指向。“可以说，中国现代文体观念的演变，也潜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迭。”

“中国文论目前事实上存在着古代与现代两大系统，而彼此之间只有少数概念可以通约。”在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李健看来，两套文论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只有将概念与范畴两相融会，才能取长补短、适应当下的批评。当然，这需要学者们加强对古代文论概念、范畴的现代阐释，有所取舍地借鉴西方文论，促进中西文论概念与范畴的彼此互释，最终实现中西文论融会贯通的美美与共。

事实上，在全球文化频繁互动的今天，中国文学理论走出国门，与世界尤其是西方文论进行交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依然存在着一定的挑战。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陆道夫表示，学者们或可通过“以译带释，以释促译，译释并举”，提升中国文论在西方话语场域中的影响力。